作者：程诚（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近代词学史，是指近代这一时期（1840年前后至1919年左右）词学的发展、演进与研究的历史。它在时段上上承清朝前期，下与现代文学史紧密相连，而与民国词学史、民国旧体文学史也有所交错。近代词学一方面集历代词学之大成，另一方面又孕育着现代词学，在整个中国词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较之前代词学，近代词学在演进过程中发生了新变，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现在研究主体多元化、研究对象多样化、研究方法现代化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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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体多元化

较之前代的研究者多为传统词人，近代词学的研究主体身份多元，呈明显的扩大化趋势。除了传统词人之外，近代词学的研究主体还出现了士大夫、专业研究者、媒体人、教师、革命家及女性词学家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近代词学一步步趋向繁荣。

其一是士大夫。前代多斥词为“小道”，故精研于此道者多身份低下。到了近代，很多士大夫文人进入词学研究领域，带来的突出影响是研究者以儒家诗教观评词，从而抬高了词体的地位，得以“尊体”。如张惠言既是进士出身，又是杰出的经学家，其治经方法往往渗入词学研究中。“经学意义上的微言大义在词学上往往表现为比兴寄托手法的运用。”张惠言推崇“比兴寄托”说，以儒家诗教观评词，即联系时代背景，努力挖掘“隐藏”在词作中的政治内涵，从而将词抬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在当时符合正统文人与有识之士的需求，在近代词学史上具有开风气的重要意义。又如“寄托”说的继承者周济和冯煦同样为进士出身，谭献和陈廷焯为举人出身。近代“尊体”说、“寄托”说的盛行与这些身份较高的通儒之才的推动有着莫大的关系。

其二是专业研究者。近代的词学专业研究者更多，带来的突出影响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别于前代不成体系、较为零散、学术性不强的研究。如近代文献整理活动的主体已由前代的藏书家、文献学家转变为专门的词学研究者，王鹏运、朱祖谋等专业研究者不仅刊刻了如《四印斋所刻词》《彊村丛书》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大型词籍，而且还“取清儒治经治史之法，转而治词”，使得词籍校勘一改前代作为经史校勘附庸的状态，并形成了“校词五例”、律校法等近代词籍校勘学理论，从而使之得以发展成为近代词学的主流。况周颐还从考据法着手，对“李清照改嫁”这桩著名的词史公案进行了研究。他在李慈铭《越缦堂乙集·书陆刚甫观察〈仪顾堂题跋〉后》的按语中，从李清照和张汝舟各自在建炎三年（1129）到建炎四年的行迹出发进行考证，发现了二者行迹的不同，从而否定了“改嫁”说。近代词学的学术性增强，与这些专业研究者的加入有着很大的关系。

其三是媒体人。近代亦有不少媒体人介入词学研究，带来的突出影响是增强了近代词学的普及性。如于右任的《剥果词话》、狄葆贤的《平等阁诗话·词话》皆为刊物型词话。他们之所以选择词话这种词学批评形式，是因为词话本身符合报刊的内在需求。报刊的本质是大众传媒，具有大众化与普及性的特点。词话虽然涉及词学理论，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漫谈札记或随笔闲话，不论篇幅与形式均较为自由、随意，内容上也不局限于纯粹的理论研究，从而有别于专业化的现代学术专著或论文，故词话的普及性更强，更契合报刊的需求。与此同时，受报刊的普及性的影响，于氏、狄氏之词话在内容上主要是记人记事，故事性强而理论性较弱。又如闻宥的《论词杂记》，其内容主要涉及历代词人、作词法及词境等问题，这些内容本身理论性就不强，但闻氏还是选择多数篇幅皆以“喻象”法行文论述，使其更加通俗易懂。如他在论宋代词人时写道：“苏东坡如深山剑客，不娴俗礼。秦少游如花间丽色，却扇一笑，百媚横生……”这些论述生动而形象，易于读者接受。

其四是教师。这里的教师有别于前代的传统私塾老师，而是从事现代教育的教师。他们带来的突出影响是促进了词学的讲义化、课堂化。如陈锐曾任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国文教员，其自云撰写《词比》的目的是“开词学堂，其必以此为初级教科书矣”。这本词话在结构上分字句、韵协、律调等多个章节进行论述，接近于现代词论专著或教科书的形式，有别于传统条目式词话，在这一时期的词话形式上具有革新意义。又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作为近代文学史教科书的代表，收入了大量的历代代表性词作，并主张词体实乃“纯文学”，从而有别于此前文学史著作中的“杂文学”观。

其五是革命家。近代还有不少词学家亦是革命家，他们使得近代词学及近代词创作都带有 “革命性”。如梁启超的词学研究，即是通过词体改良来达到他“改造国民之品质”的政治目的。为此，他十分强调词体的音乐性，尝试进行新体“歌词”创作，并从词乐关系入手来研究词史的发展与进化，注重词的社会批评。又如以秋瑾为代表的一批革命人士，以词作为革命宣传的武器，她的词作中饱含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与革命精神。

其六是女性词学家。伴随着近代社会新思潮的兴起，女性的地位得以提高，不仅出现了大量闺秀类词选、词话，而且还出现了杰出的女性词学家。其带来的突出影响是以性别视角重新审视词学研究。如钱裴仲的《雨华庵词话》，论词多以女性视角切入。她认为读词应心细如发、专心致志，无有杂念，细细品味，方可得其意；又认为词主言情，“迷离惝怳，若近若远，若隐若见，此善言情者也”。但情语并非亵语，正所谓“好为亵语者，不足与言情”，故她批评柳词“舞馆魂迷，歌楼肠断，无一毫清气”。钱氏的词学观与其性别视角有着较大关系。

研究对象多样化

近代词学的研究对象相较于前代来说，主要呈现出实用性、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也间接影响着近代词学的发展。

首先是实用性。所谓实用性，是指为实际创作或研究而服务。如不论从文献整理的动机、评点意图还是选词上来看，近代的词选学都集中体现着它的实用性，即作为“门径之学”，指导学词和创作。即便到了近代中后期，词学研究的学术性增强，实用性依然没有减弱。如《词则》直接从编排体例上开创了“风格门径”；《考证白香词谱》从词谱、填词角度进行考证，学术性中亦包含实用性。此外，专题性也是实用性的体现，如大量以“存史”为目的的“地域”型选本，本身就有保存史料的实用价值。又如王鹏运、朱祖谋、吴昌绶、江标等人刊刻的《四印斋所刻词》《彊村丛书》《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宋元名家词》等大型词籍文献，不仅具有较大的文献价值与“存史”之功，也为词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从而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

其次是学术性。较之前代，近代词学的研究对象学术性明显增强。如关于文献整理已不仅仅局限于整理活动本身，其中还包含着一系列的理论与方法的提炼。又如从近代的词选学对校勘、笺注、评点、选词、编排等具体因素的不断修正、融合与总结来看，其学术性十分明显。就其演进过程来看，从前期的“门径之学”到中后期的“研究之学”，这个发展趋势本身也是学术性的体现。还有如近代中后期的词话大多以常派词论为基调，在此基础上对其词旨进一步推衍发扬，或与别派词学观进行折中修正，内容上也更加丰富、包罗万象，广涉词的起源、发展、风格、流派、声律、词艺、作词法、词人词事等，理论性与学术性都得到了增强。

再次是普及性。近代的词选、词话、评点等都具有较强的普及性。如《宋词三百首》以其一流校勘质量的选源、上乘的选词、宽泛的学词门径等优势成为近代对后世影响最为广泛的词选，具有重要的“普及”意义。况周颐就认为此选本融汇各家，提供了正确的学词门径，适宜人手一册，并在其著的《词学讲义》中推荐《宋词三百首》为初学者必备的五种词学参考书之一。后世以唐圭璋的《宋词三百首笺》为代表的笺注本、赏析本、今译本等版本大量涌现，也间接说明了《宋词三百首》的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此外，诸如《词选》《蓼园词选》等选本，其编选目的主要为家塾课本，具有“讲义”或“教科书”的性质，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普及性。而近代后期的“刊物”型选本如《今词选》《今词综》，具有“娱乐营销”性质的《美人千态词》《风流艳集》等选本，使得普及性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又如近代刊物型词话数量激增，多数词话的内容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普及性的影响，主要涉及作词法、词人词事、简明词史等基础性知识，不少词话在行文论述上都采取了如“喻象”法等一些通俗易懂的方法。再如近代词学评点，是词学家所推崇的词学观在实践中的具体化表现。词学家以“鲜活”的词作案例来具体表达其词学主张，从而指导创作、示范学词，这有利于词学的普及。

研究方法现代化

近代词学的研究方法在继承前代方法的基础之上，又有了不少新变，主要表现为新方法与新方式的运用。

新方法主要表现为西学研究的融入。如梁启超的《饮冰室评词》虽然主体上依然受常派词论的影响，但受西学影响亦有理论新变，即他强调词的音乐性与社会批评，意欲通过词体改良来达到他“改造国民之品质”的政治目的。又如其长女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云：“令娴闻诸家大人曰：凡诗歌之文学，以能入乐为贵……以入乐论，则长短句最便。”又云：“后有作者，就词曲而改良之，斯其选也。然则兹编之作，其亦可以免玩物丧志之诮欤！”与此同时，她还以西方进化论阐释词体发展，如其云：“故吾国韵文，由四言而五七言，由五七言而长短句，实进化之轨辙使然也。”再如王国维以“境界”说论词，并非继承前人上溯“风骚”以尊词体的经学功利理路，而是在融汇西学理论的基础上，从“人”的角度以“审美”的超功利眼光来评词，反对传统的“比兴寄托”说，从而呈现出现代学术品格。

新方式主要表现为报刊化、论文化等。前代的词学研究方式主要为序跋评点、词选、词话等。到了近代，一方面，随着现代期刊的出现，刊物型词选、词话大量涌现，序跋评点也不时为以“保存国粹”宗旨的刊物所刊载。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以及现代化的报刊栏目、论坛等开始成为词学研究的新方式。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最早即于1908年陆续发表在《国粹学报》上。而此时期许多学人也都认识到了报刊对于学术交流的重要性，遂主动将其学术成果通过报刊先行传播，后或以学术专著的形式问世，抑或与学术专著相互配合，起到宣传与补充的作用。

综合上述，近代词学研究的主体身份多元，研究对象呈现实用性、学术性与普及性特征，在研究方法上逐渐现代化。它们合力影响着近代词学的发展流变。把握近代词学史发展嬗变的新特征，有助于为当代的研究提供多维的新视角与新思路。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近代词学理论专题研究”（SK2021A010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