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光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相关资料图)

“究竟什么是情感？”近年来，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等学科对情感投入了大量的关注，试图从不同视角理解情感的价值，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以至于学界使用“情感转向”来描述情感日渐扩大的影响力。学界对情感的关注并非没有缘由，而是与情感研究的理论进展、现实政治生活的剧烈变化密切相关。就后者而言，数字媒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有必要探讨数字媒介对政治生活和情感文化的影响，以及如何从情感视角理解数字媒介所影响的政治生活。

情感研究的进展

由于情感体验的边界模糊，定义也比较复杂。中文常用情感、感情、感受、情绪等词语表达情感。英文也有多种词语来表达情感，常用的有emotion（情感）、feeling（感受）、affect（情感、情动）、mood（情绪）、passion（激情）等。这些英文词汇虽然都表示一种与认知、逻辑不同的事物，但偏重点却有差异。在这个词语丛中，affect通常指宽泛的情感，包含情感、感受等含义，并与身体有紧密关联；emotion被认为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如愤怒的情感就有明确的社会层面指向；mood指情绪、心绪或者心境，一般没有明确来源；passion指激情，即强烈的情感；feeling的意思是感觉、感知，既包含精神上的，也包含身体上的。这些词指代一个特定的情感状态，但有时也被替换使用。

尽管在定义上缺乏共识，研究者仍注意到情感研究所发生的“革命”。根据情感史学家雷迪的概括，情感研究革命包含三个维度，即对情感与认知的研究、对情感的文化维度的理解以及对情感历史性的发现。本文重点讨论前两场革命。

第一场革命来自脑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主要贡献是重新理解情感与理性之关系。“理性（认知）—情感”二分法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之一，对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带来深刻影响。在这一框架下，学界倾向于强调理性的价值并贬低情感的意义，甚至将情感视为非理性。脑神经科学、心理学认为，情感与认知之间关系复杂。在《笛卡尔的错误》中，达马西奥通过对病人大脑的研究发现，没有情感，人们难以做出决策；情感不一定损害理性，反而是健全理性必不可少的部分。此外，许多情感反应也是基于认知评价，背后有认知层面的基础。如拉扎斯认为，认知评价是情感反应必不可少的起点，如愤怒与人们对公平、正义、尊严的认知相关，同情与人们对灾难严重性、是否应得的判断有关，恐惧与“什么是危险”的观念相关。这提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情感（尤其是负面情感）视为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而应分析其背后的认知元素。

第二场革命来自情感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生物决定论者把情感视为个体的身体、生理层面的反应，如喜、怒、哀、乐、惧等都是人们普遍拥有的情感，没有关注情感与社会、文化之关联。人类学家采用民族志方法对情感展开跨文化探究，主张人类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形成了情感研究的社会文化建构论路径，关注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对情感体验和表达的塑造。当然，它也遭到批评，因为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社会文化之间是复杂的互动关系，不能完全归因于文化的建构。

这两个领域的进展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看待情感与政治生活之关系的视角。情感是人们介入世界、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方式。人们通过情感的表达对事件、公共政策进行道德评判。情感是“我们”与他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表达方式，是政治社群形成和维系的纽带。我们通过同情建立与他人的道德关系，通过愤怒建立与他人的权力关系。可见，讨论政治生活离不开情感视角。情感研究的价值在数字媒介时代更为显著，这源于数字媒介带来的政治生活变迁。

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文化与政治生活

相较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介与情感的关联更为紧密。在数字媒介时代，情感和个人的信仰比事实真相更能够影响公共舆论，学界称之为“后真相”；在社交媒介上迅速传播的各类情感塑造了公众对政府行为、公共政策的判断；不同群体之间的情感极化现象加剧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和分裂，进而影响了政治沟通的可能和效果；恐惧、愤怒既推动了谣言、假新闻的迅速传播，也借助它们积聚剧烈的情感能量，带来破坏性的后果；数字媒介的连接性推动了大量以情感、认同、兴趣为纽带的网络社群的形成。这些现象都显示了数字媒介与情感之间的密切关联，帕帕克瑞斯则提出用“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的概念来解释数字媒介中的公众特征。

这些现象的产生与数字媒介的特征相关。我们通过“媒介”感知世界，反过来，媒介形态也塑造着感知世界的方式。数字媒介的技术特征影响了人们感受世界和表达情感的方式，让情感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和复杂。

第一，数字媒介改变了公共与私人之间的边界。公/私区分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框架之一，构成了学界讨论公共领域、公共理性等问题的基础。但在数字媒介时代，公私边界变得模糊不清，私人的情感可以非常便利地进入公共言论的空间，让政治生活更具情感风格。

第二，数字媒介为普罗大众赋予了表达的权力，生成了新的情感规范，尤其是负面情感的表达规范。弗洛姆认为，情感的流动方向与社会等级相关，积极的情感向上流动，负面的情感向下流动。这一情感规范适用于线下社会，而线上则形成了不一样的规范。以愤怒为例，线下社会中的愤怒通常是由较高位置的人针对较低位置的人表达出来的；而在线上社会，在一些公共事件中，网民常常是针对较高位置者表达愤怒，个体愤怒经由数字媒介的连接，形成集体愤怒，爆发巨大能量。数字媒介的情感规范改变了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格局，私密的情感可以在线上公开表达，个体的情感可以快速连接成集体情感。

第三，情感可以跨越空间流通。有了数字媒介，情感不仅以极快的速度流通，还可以跨越地理边界，进而带来显著的政治、文化后果。一方面，不同区域的人们因为在线上频繁相遇，既可能增进彼此的了解、理解，也可能因为价值观的“暴露”而导致群体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情感流通也是各类线上社群组织形成的基础，如粉丝社群、亚文化社群等，由于缺乏线下社群的“面对面交往”、规章纪律、组织架构等条件，因此更依赖情感的流通。这些社群在公共舆论、公共参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家互联网治理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第四，数字媒介赋予了普通人以“可见性”。可见性是一种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介的影响。数字媒介让更多群体获得了被看见的权力，他们的情感体验可以拥有更多机会进入公共空间。例如，在短视频时代，抖音、快手等成为普通人展示自我形象的平台。当然，这可能会有两个相反的后果：或者增进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或者加剧偏见、歧视，形成刻板印象。

除以上四点，算法技术也是影响情感政治的重要因素。算法已经深刻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它通过对用户年龄、性别、兴趣、地区等信息的搜集和计算，针对性地推送新闻信息，造成“信息茧房”。然而，我们不应该仅仅从认知层面理解“信息茧房”，因为这种信息茧房塑造了人们对世界的整体感受，其中也包含情感的体验。算法以迎合用户需求的方式强化了他们的兴趣、偏好，引导着他们产生特定的情感体验，也通过煽情、夸大和渲染情感、制造情感话题等方式追逐流量，造成可能威胁良好政治生活的情感文化。

数字媒介的传播特征及其塑造的情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数字媒介发展迅速，每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及其应用，都会对政治、文化、社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从情感的视角探讨数字媒介时代的政治生活，是一个有趣的、有价值的话题，但目前还面临许多困难。最主要的挑战是数字媒介与情感之间缺乏一些概念的勾连。尽管我们可以从现象层面观察到媒介技术对情感政治的影响，但如何从学理层面展开分析，尚缺乏恰当的理论概念。当然，这也意味着这一领域有理论推进的空间。另一个挑战是，情感研究本身存在的争议和概念上的模糊性，阻碍了情感政治研究的推进。但正如理查德所言，检视政治形式中的情感意义，可能带来的问题超过它能给出的答案，但会增加对政治的整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