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人类的知识体系非常丰富，包括了个体在一生中的各种认知。对知识体系的结构性分析，也是知识分子乐于从事的课题。亚里士多德因为区别了伦理学和政治学而成为政治学的鼻祖，因为对各个学科都有所涉猎而被马克思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当今，我们在知识体系的传授中已经建构了非常精细而严格的分类体系，例如文史哲、政经法、人文社科、理科、工科等。

如果按照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顺序对知识进行分类，可以将知识分为通识类知识和专业类知识。通识类知识可以被称为常识，专业类的知识可以被称为专识。其中某一些知识，尤其是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知识，常常是人类无师自通的。而另一些知识，即使付出很大的努力，也很难掌握。前者即通识类知识，而后者常常属于专业类知识。

(相关资料图)

通识是直接从实践中认识到的知识。在学校尚未出现时，人类获取的知识基本上直接来源于实践。即使有了学校，人类的大部分知识依然来自实践。人一出生，就开始建构对世界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从书本上学到的，甚至不是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而是来源于个体的直接感知。比如，人出生后就会吃奶、对自己的妈妈有认知、学会走路等，这些知识都是直接从实践中认识到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知识，我们很多时候会将这些知识视为常识。

专业知识则主要依赖学校的教育，专业知识常常不能直接从实践当中获得，而是通过书籍、教学等各种途径被人类掌握。这些专业知识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难以获得，基本途径是学校教育。通过教育获得的专业知识也包括一些通识类的知识，比如小学、中学学到的知识，比如识字，这是个体生活中需要的。大学的知识更强调专业化，到研究生阶段，学习知识则不再是主要任务了，而是要在人类知识的前沿有所发明、创造。研究生的学习需要帮助学生走向人类认知边界，深入探索最前沿的领域。

专业知识在人类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人类日用而不觉的一个现象。中国平均预期寿命是77岁，但是，仅考虑小学、中学、大学以及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共计大约16年，就占据了整个生命周期的五分之一。不仅如此，人类还会投入至少4%的GDP用于学校教育，最高的国家甚至超过10%。

政治学是在常识的基础上建立的学科。特定的专业性知识并不始终依赖通识性知识，有时甚至颠覆人类的一般常识。比如，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两个铁球的实验，哥白尼发表的日心说，都颠覆了人们的常识。但另一些专业知识，则严重地依赖常识，这在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当中非常常见，政治学尤其如此。从本质上讲，政治就是将个人组织起来过集体生活。早期亚里士多德就描绘了个人组建家庭，形成村落，最终形成城邦的过程，而政治（politics）一词根源于城邦（polis），政治就是研究这一过程的学问。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设计实际上就是在寻找常识。民主有两个最基础的要素，一个是人民主权，宣示了人民在国家中的最高存在；另一个是多数决定，实际上是一种决策机制。虽然多数决定机制存在着多方面问题，但是没有多数决定机制，就不再是民主。多数决定机制的这种简明直接的程序性原则，实则旨在追求一种共识，一种常识。

通识知识和专业知识各有所长，面对复杂的政治学问题，需要综合运用两种知识。专业知识的学习在人类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作用常常是有限的。很多人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等阶段的学习，却对生活和工作没有任何帮助。相反，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等领域，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能讲得头头是道，甚至多有创见，有些是教授都未曾设想的。这并非稀奇之事，恰恰展示了通识知识的魅力。对于一些通识性的知识，专业人士并不见得比普通市民更有洞察力。事实上，人类经常能够运用通识知识来解决一些专业问题，政治学需要回归常识，就是这个道理。在政治领域，越是政治的顶层设计越需要常识，而不是政治学的专业知识。这并不证明政治学的专业知识没有用处，在面对复杂的政治事务时，专业知识的优势才能被极大地发挥出来。例如，作为一个“政治素人”，特朗普可以就任美国总统，但是，如果没有专业团队的支持，特朗普是无法运行美国政治的。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式现代化与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讨会暨第四届“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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